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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路贷”诈骗的罪责判断标准

    非原创 发布时间:2022-08-18 浏览量:0


    疯狂的资金需求,催生民间借贷行为发生异化

    “民间借贷”自古以来就是纾解资金融通问题的重要方法。现代国家金融法律制度建立以后,上市融资、发行债券、银行贷款等方法大大拓宽了融资渠道,却也囿于这些方法对融资主体的资信实力具有较高的要求,导致相当一部分资金需求主体无法通过资信审查,为了尽快获取资金,这些主体只能将目光转向更加“宽容”的民间借贷市场,向拥有资金出借实力的放贷人,寻求资金,争取时间。


    正是在这样一种对合性的资金关系中,一方有着较为强烈的资金需求(有求于人),一方有出借资金的实力(爱答不理),双方地位的不对等性,导致民间借贷逐渐走向异化。尤其是当借款人资金需求量大、需求紧急的时候,放贷人往往会在“资本逐利性”的驱使下,推动传统的民间借贷模式由简单的“还本付息”模式,演变为包含“砍头息”、“利滚利”、设置借款条件等多重因素并存的复杂借款模式?!疤茁反痹蚴敲窦浣璐旎蟮男问街?,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尽管如此,“套路贷”的边界是什么?是否构成诈骗罪?仍须厘清行为事实,准确理解适用《刑法》及司法解释。


    “虚假债权债务”是“套路贷”诈骗罪的本质特征


    (一)“套路贷”犯罪只是《刑法》的注意规定,不是独立的罪名


    《刑法》对于行为的规制方式中,有三种规定形式:基本规定、拟制规定、注意规定。其中,注意规定的设置,是对相关基本规定内容的重审,并没有对基本规定作出任何修正与补充,因此只具有提示性,对于注意规定所指的情形,应按基本规定进行评价。[1]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就《“套路贷”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进行解读时,明确:《“套路贷”意见》第4条对于“套路贷”犯罪案件的罪名确定问题作的是提示性的规定。[2]


    因此,尽管《“套路贷”意见》对“套路贷”的常见犯罪手法和步骤做了列举,但是“套路贷”犯罪只是一个注意规定,不是一个罪名,也不是一个犯罪构成。当放贷人的涉案行为与“套路贷”的常见犯罪手法和步骤存在重合,并有可能涉及犯罪时,对其行为进行定罪量刑,需要根据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将案件事实涵摄于刑法条文之下,并在刑法具体罪名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进行来回检视,以判断案件事实是否是符合刑法具体罪名构成要件的事实。


    定罪量刑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刑法》。因此,我们不妨将“套路贷”犯罪理解为是一种客观的行为方式或者行为活动,不带有法律评价属性。对“套路贷”定罪量刑,只能是以《刑法》为标尺,去审查“套路贷”行为,而不是直接将涉案行为去对应“套路贷”,再去对应《刑法》罪名,否则即颠倒了法律三段论的“大前提”与“小前提”的逻辑顺序。


    (二)“套路贷”犯罪行为与诈骗罪的行为要件具有对应性

    “套路贷”,即包含套路的借贷关系。


    所谓“套路”是指:精心策划用于应对某种情况所形成的相对固定的方式方法,也称为“路数”,一般多指做事有所欺瞒或有极具实际经验的处事方法,从而形成了一类行为模式。[3]


    所谓“贷”是指:借贷、借贷关系。


    文义上理解,“套路贷”的行为方式只有“套路”,不包括暴力、威胁等强制力手段,毕竟简单粗暴的强制力手段,与“套路”的“复杂性”、“技巧性”特征不兼容。且“套路贷”行为完成形态限于借贷金额确定之时。因为当套路手段实施完毕、“套路”借贷关系成立以后,借贷金额已经相对确定(这里的“借贷金额已经相对确定”并不仅限于本金及利息的确定,还包括与违约金、保证金等于债务相关费用的确定),借款人在自愿状态下还贷或者不还贷的结果,都在“套路贷”的语义范围之内。而最典型的“套路贷”行为范式就是放贷人用套路与借款人签订了借款协议,并要求借款人到期偿还相应本息及其他费用;到期后,借款人按照放贷人要求,支付了所有钱款及费用。此种情况下,放贷人没有采用催债手段,但是套路贷已经完成。


    至于放贷人在借款人不还贷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种种“目的在于催收债务”的直接强制力或间接强制力手段,不会改变借贷金额,不会改变既定的借贷关系,与借贷关系的形成、变更无实质联系,不是“套路贷”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催收手段构成犯罪的话,直接按照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虚假诉讼、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抢劫、绑架等罪名,追究其刑事责任即可。


    从“套路贷”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对“套路贷”犯罪行为作出四个特点推断:


    第一,“套路贷”的核心是套路,“套路”的特征是具有欺骗性、隐蔽性。


    第二,“套路贷”的表现形式是具有形式正当性的借贷关系。


    第三,“套路贷”通过具有欺骗性的套路和表面具有正当性的借贷关系,目的是实现平和、非强制的取财。


    第四,纯正的“套路贷”行为类型并没有《“套路贷”意见》所列举的那么宽泛,所有的套路行为均应是围绕借贷关系设立与变更进行,借贷关系成立、借贷金额确定以后的行为,不在“套路贷”的语义范围内。


    结合“套路贷”犯罪行为的以上四个特点,不难联想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诈骗罪行为构成要件。其实“套路贷”犯罪行为与诈骗罪的行为要件,具有对应性。对此,《“套路贷”意见》第4条规定:未采用明显的暴力或者威胁手段的“套路贷”,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因此,纯正的“套路贷”犯罪行为,对应的规制罪名是诈骗罪。我们也可以将“套路贷”犯罪行为,理解为是诈骗罪的一种行为类型,称之为“套路贷”型诈骗罪。



    (三)“套路贷”诈骗罪的本质是虚假的债权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就“套路贷”的理解与适用进行解读时,指出:


    “套路贷”的概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行为目的非法性;二是债权债务虚假性;三是“讨债”手段多样性。


    首先,结合前文论述,“讨债”手段对于借贷关系的形成、变更无实质影响,不会改变借贷金额,不会改变既定的借贷关系,所以“‘讨债’手段多样性”不是“套路贷”犯罪的特征。


    其次,主观目的的不法性,对于“套路贷”犯罪,甚至是犯罪而言,都只是一个充分但不必要的条件。毕竟,主观目的再怎么恶劣、再怎么为法所不容许,只要其隐而不发,不付之行动,对于规制犯罪行为而言,都是无意义的。同时,主观目的往往见诸于客观行为,如果客观行为已经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那通过行为所反映的出的主观目的,只是分析罪责的一个考量角度,但对于定罪而言并无增益。再者,主观目的的不法性,具体而言就是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占有”财物的心理,在经济交往中,无可厚非,充其量是一个平义色彩的词语,“占有”财物的心理在法律上的现实体现,无非是占有后的客观结果形态,是否为法所容许。而占有为法所不容许,其根源在于实现“占有财物”这一结果的手段、方法,侵害了法益,造成了社会危害。因此,“占有”心理并无“不法”之说,不法的只有实现占有的手段及结果。因此, “非法占有目的”并不具有逻辑的自洽性。主观目的的不法性,不是“套路贷”犯罪的特征。


    诈骗罪的行为核心是“骗”。当行为人“骗”的行为实施完毕,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也即结束,至于被害人是否上当受骗、是否基于认识错误交付财物,都已经不在行为人的控制范围之内。放贷人最终是否取得财物,也不影响“骗”的行为的定性。而“骗”的具体表现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结合“套路贷”型诈骗罪,放贷人的全部“骗”的行为是:通过设置带有欺骗性、隐藏性的套路来与借款人建立起借贷关系。而“套路”行为本身决定了这样的借贷关系一定是带有虚假性的借贷关系,是不能体现真实借贷情况的借贷关系。放贷人也正是借助这样一种虚假的借贷关系,来实现自己占有除真实本金及利息以外的其他财物。因此,从诈骗罪的行为要件视角审视“套路贷”犯罪,“套路贷”犯罪行为核心是形成虚假的债权债务。


    换言之,如果放贷人与借款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是只包含本金和高息的一般借贷关系,具有真实性,放贷人也将相应本金支付给了借款人,并按照约定向借款人收取相应利息,且没有收取其他与借贷关系无关的费用,则设立该借贷关系的行为,不属于“套路贷”犯罪。至于放贷人采用收取砍头息、将利息计入借款本金重新打借条、增设借款条件、让借款人用房产进行抵押等结算、担保手段保障债权,不影响借贷关系的真实性。




    借款人明知套路后自陷风险,应减轻放贷人“套路贷”诈骗罪的责任


    (一)借款人有没有被套路,是“套路贷”诈骗罪既遂与否的判断标准


    诈骗罪中,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让被害人主观上形成了与现实情况相矛盾的认识,并在这种错误认识的影响下作出看似有利被害人实则有害于被害人的财物处分行为。因此,诈骗罪财物的取得依赖于被害人错误认识下的主动“自愿”交付,犯罪实施体现出加害与被害的双方互动与配合。[4]一起“成功”的诈骗,少不了被害人主观上的错误认识。无论放贷人的欺骗手法多么得“引人入胜”,如果被害人没有产生错误认识,便不会作出相应的处分行为,放贷人骗取财物的目的将无法实现。所以,被害人是否上当受骗、是否产生认识错误,是诈骗罪是否既遂的关键判断标准。


    在“套路贷”诈骗罪中,放贷人诱使借款人签订与真实借贷情况不符合的借款协议,并向借款人承诺按照真实的借贷情况计算本息;债务到期后,放贷人依据借款协议向借款人索要超出真实债务以外的钱款。在这种较为典型的“套路贷”犯罪中,放贷人利用“书面协议”+“口头承诺”的组合套路来欺骗放贷人,让急需资金的借款人认为“书面协议”是假,“口头承诺”是真,实则恰恰相反:“书面协议”是真,“口头承诺”是假。于是,借款人被放贷人成功“套路”,陷入认识错误。


    单纯以签订表面具有正当性的借款协议来套路借款人,借款人通常不会产生认识错误,因为一般理性的借款人对于实际获得的借款数额、借款协议的内容、借款协议与真实借款情况之间的差距,有清楚的认识。放贷人如果想套路借款人,同时维系借款协议的唯一性,则需要引入其他手段,例如,口头承诺、第三方担保等,来配合借款协议,形成一个完整的套路,骗取借款人信任,让其产生认识错误。


    因此,放贷人所采用的套路只有让借款人信以为真、产生错误认识,借款人才有可能在错误认识下按照借款协议内容向放贷人交付处本息以外的财物,放贷人才能够构成“套路贷”诈骗罪既遂。否则,根据《刑法》第23条关于犯罪未遂的规定,放贷人至多构成“套路贷”诈骗罪未遂。


    (二)借款人正确认识套路后选择“自陷风险”,应减轻放贷人“套路贷”诈骗罪的责任


    诈骗过程中,被害人没有因放贷人的欺骗行为而产生认识错误,自然不会将财物交付给放贷人。此种情况下,放贷人是由于自身以外的原因(被害人原因)而无法实现骗取财物的目的,虽然没有给被害人造成财产损失,但是放贷人的欺骗行为依然具有现实的法益侵害性,依然值得打击,其行为依法属于犯罪(诈骗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


    倘若被害人虽然识破了放贷人的骗局,没有产生认识错误,但是却基于其他原因,将财物交付给放贷人。此种情况,从结果层面上看,与诈骗罪既遂形态相似:放贷人都对被害人实施了欺骗行为,最终也都从被害人处获得了财物;但是从认识错误层面上看,则与诈骗罪未遂形态相似:被害人都没有产生认识错误,放贷人都没有给被害人造成意料之外的财产损失。


    虽然该种情形在一般诈骗犯罪活动,几乎不太容易出现。但是在“套路贷”诈骗罪活动中,却较为常见。因为很多借款人对于放贷人所采用的套路,十分清楚,对于放贷人想要收取本息以外的钱款目的,也是了然于心,但是迫于资金需求的紧迫性,借款人也只能遵照放贷人的要求,签订借款协议,并在借款到期后咬紧牙关偿还高额债务。


    借款人之所以愿意接受“偿还高额债务”这样一种风险,甚至可以说是愿意面对“偿还高额债务”这样一种结果,其根源在于,借款人可以看到借“套路贷”所需要付出的固定代价,哪怕这样的代价很高,但是借款人可以因此从放贷人处获得救命的资金,哪怕这样的资金相较与代价而言很少,这样的资金可以帮助借款人获得可能远高于代价的收益。因此,借款人在正确认识套路后,依然选择自陷风险,签署虚假的借款协议。在一个人追求自己认为的高价值的目的结果而冒着负面价值发生的情形中,有时需要利用到他人的行为。[5]尽管“套路贷”诈骗罪套路重重,但是依然保持其借贷的基本顺序——先借出去,再收回来。虽然“套路贷”诈骗罪的最终目的是取财——从借款人处取得远超本息的其他钱款,但是这并不影响其出借资金的行为在客观上对于实现借款人补充流动资金目的的促进作用。


    从一般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借款人在明知套路及套路背后的取财目的后仍然选择签订虚假的借款协议以换得少量流动资金的做法,是一种极为不理性的做法。但是,即使是选择不理性,借款人也未危及除其自身外的他人法益。理性与不理性,对于借款人而言,都是其自由的体现。[7] 而刑法不正是为了保障“自由”这一价值而打击犯罪又限制刑权力的恣意吗?


    因此,对于“套路贷”诈骗罪的认定,在考察放贷人是否存在虚假套路等欺骗行为的同时,必须对借贷方的认识错误和行为互动性加以辨识。在肯定放贷人欺骗行为对公私财产所有权造成紧迫危险需要承担责任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借款人认识正确情况下自陷风险、借助“套路贷”补充流动资金的选择自由以及由此带来的法益侵害性的降低。故,借款人正确认识套路后选择“自陷风险”,应降低放贷人“套路贷”诈骗罪的责任。





    财产损失是“套路贷”诈骗罪社会危害性的直接体现


    (一)借款人有财产损失≠放贷人有犯罪所得


    作为侵犯财产犯罪,财产损失是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之一,也是衡量诈骗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直接标准。与一般的“空手套白狼”型的诈骗罪(放贷人在获得被害人财物之前,不需要向被害人支付相应财物)存在明显不同的是,“套路贷”诈骗罪受制于借贷关系的基本顺序,放贷人需要先向借款人出借资金,才能在债务倒期后向借款人主张虚高的债权。


    对于纯正使用“套路”骗取借款人签订虚假借贷协议的放贷人,债务到期后,借款人不支付借款协议载明的借款金额,放贷人又不使用强制力手段催债的,放贷人不仅无法获得非借贷利益,甚至连自己实际借出的本金及合法利息也无法收回。甚至有很多借款人向“套路贷”犯罪放贷人借款时,就知道自己在债务到期后也无力偿还,反而放下还债的心理包袱,抱着非法占有的目的,大胆签订虚高的借款协议,债务到期后,再依据放贷人的套路和虚假借款协议向公安机关检举揭发,用“套路贷”诈骗罪对放贷人一剑封喉,为自己免除债务。


    很多“套路贷”犯罪案发后,借款人归还的钱款数额,远少于放贷人借出的资金数额。从借款人的角度,其归还的利息可能已经超过借到的本金数额,已经产生了财产损失;从放贷人角度,借款人一直没有归还本金,反而还续借,用新获得的借款本金来支付往期借款利息;从资金收支总量进行考量,放贷人出借资金数额,大于借款人归还资金数额。


    因此,在“套路贷”犯罪中,借款人有财产损失≠放贷人有犯罪所得。单纯从借款人财产损失角度,计算放贷人诈骗既遂数额或者诈骗未遂数额,可能并不具有逻辑的严密性,也无法依据“财产损失”这一“套路贷”诈骗罪构成


    (二)“套路贷”犯罪中,借款人没有实际的财产损失,应在犯罪未遂的基础上,减轻放贷人“套路贷”诈骗罪责任


    “套路贷”犯罪中,借款人虽然偿还部分虚高利息,相比于真实的借贷数额而言存在财产损失,但是其从放贷人处总体获得的资金数额高于其归还的数额,折抵完放贷人借给他的资金数额后,借款人可能还多占有了放贷人的资金。此种情况下,借款人并不存在实际财产损失。根据诈骗罪构成要件,作为被害人的借款人因为没有实际财产损失,放贷人企图通过虚假债权债务侵占借款人真实借贷关系以外财物的目的,没有实现,放贷人依法构成“套路贷”诈骗罪(未遂)。


    但同时也应注意到,过分强调被害人?;さ男谭ê廖蘩硇钥裳?。[6]《刑法》及司法解释设立“套路贷”诈骗罪,通过打击“放贷人利用套路诱骗借款人签订虚假借款协议”的行为,来?;す街魈宓牟撇ú皇芮址?,但是并不意味着《刑法》及司法解释默认被害人可以通过“套路贷”额外获利;也不意味着《刑法》及司法解释需要对欠钱不还的借款人进行特别?;?。因此,如果借款人连真实债务都没有按约履行,其行为本身就存在过错,即使放贷人因实施“套路贷”而应被追究刑事责任(诈骗罪未遂),其刑事责任也应在“借款人过错”的介入下,予以相应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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